火神山记忆
■解放军报记者高立英
年4月14日，医院迎来日出。当天，医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范显海摄
地理坐标：东经°09′，北纬30°53′。
历史坐标：庚子年春。
这里，是国外媒体称之为“史诗级工程”的地方，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桥头堡”和“生命方舟”——医院。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地标。生之渴求、死之寂寥、痛之悲苦、爱之勇毅，在这里汇集……火神山，这个特殊的名字，承载了年春天那段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
火神山，没有山，没有神。火神山的背后，是许许多多平凡英雄的身影，是一双双在危难困顿之际仍熠熠发光的眼睛，是一张张挂满汗水和泪水却依然充满希望的脸庞……
从这所“医院”迎来第一批病人，到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在春日暖阳中走出火神山，记者见证了多名白衣战士与近名患者共同抗疫的70多个日日夜夜。无数个体记忆碎片不断叠加，重构出这段苦难的历史底稿。
战斗中惊天动地，胜利后保持沉默。这段艰苦卓绝的抗疫时光，和武汉知音湖医院一起，凝固在一个伟大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中国军民以强大自信和力量战胜一切灾难的象征，也成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按照既定目标勇毅前行的独特符号。
若干年后，回望庚子年春，有关火神山的记忆，永不磨灭。
引子
绿迷彩，白口罩，红十字，门上漫画中的人民军医紧握右拳，“让我们携手加油，共同早日回家。”
另一扇门上，严实的蓝色防护服下，萌萌的白衣战士竖起大拇指，眼如新月，自信满溢，“岁月静好，就是你安好，我在笑。”
这扇门，打开就是为了关上。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贴上封条这一刻。
这一刻，在掌声中，医院医务人员进出通道最外侧的那道门轻轻闭合，时间定格在4月14日下午6点。
记者和坚守到最后一刻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一起见证：医院“关门大吉。”
这一刻，似乎既不适合欢呼，也不适合拥抱。文职护士高锐举起右拳，模仿门口漫画上的“迷彩天使”做了个加油的姿势，让战友用手机把这一幕定格下来。
贴上了封条的门口，陆军军医大学病理学专家卞修武院士与感控专家毛青教授肩并肩站在一群迷彩身影中。簇拥在他们身旁的队员们称赞他俩是火神山的“压舱石”，两人哈哈一笑：“我们每名队员都是‘压舱石’。”
毛青教授向记者介绍：“39年前在军医大学，我们就是同班同学了。”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卞修武院士深情地说：“痛恨的是疫情，难舍的是战友情。”
即将告别火神山，医院的护士长徐习说：“最高兴的是病人一个不少都出了院，我的战友们一个不少都还在我身边。”还有一位老专家说：“最高兴的是不管在哪儿，都能看到我教过的学生。”
和他们一样，多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陆续回到各自单位，回归平凡，回归日复一日的坚守。
问起医护人员回家后最想做的事情，有的人说想吃老妈包的饺子；有的人说想带着老婆去吃重庆火锅；有的人说想抱抱日思夜想的孩子；还有的人说想睡到自然醒，然后来上一碗兰州拉面，再回到每年做台手术的平常生活……
不远处，是依然穿着防护服站岗的武警战士。或许，这是他们在火神山的最后一班岗。
在这个哨位上，武警战士们见过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深夜赶来参加急救，也见过下夜班的90后女护士步履匆匆去赶班车；他们听过两个军医站在门口聊病人的情况一说就是10分钟，也听过小护士边接电话边哭得泣不成声；他们看到医护人员吃力地搬着大垃圾桶抬出来，也看见他们用手电在夜雨中为上下班的战友们照亮前行的路。
走廊
这条医务人员进出的长长走廊，第一次这么安静。
曹国强教授沿着空荡荡的通道走出病区，走向光亮。从那高高瘦瘦的挺拔背影，看不出他已经57岁。
记者追上去问：“曹教授，您孙女送您的棒棒糖吃了没有？”他一笑：“后天一上飞机就吃。”
出征武汉前，在重庆的家里，曹国强的小孙女递给爷爷3个棒棒糖，“一个在去的飞机上吃，一个下飞机吃，留一个在回来的飞机上吃。”那稚气的话语仿佛还响在耳边……
又一个清晨6点，护士蒋泽娟刚踏进这条走廊，就接到患者刘大妈的短信：“感谢你的细心照顾，最近我病情恢复很快。我们已经把病房打扫干净了，你可以多休息一会儿，不能累垮了。”蒋泽娟的眼睛湿润了，脚下也加快了几分。
70多天里，走廊中这些日夜不息的脚步，让近名患者的生命重新恢复了光彩。
一楼走廊的尽头，是医院唯一一个没有门的医生办公室。走廊墙上一块白板写着：感染七科一病区今日在院0人，空床58张，累计治愈人。旁边，墙上那面党旗和流动红旗格外鲜艳夺目。
“这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更是一次次此生难忘的相逢。”站在窗前，军医史亮回想起接收病房初期的景况，“找不到北，甚至走进去都不知道怎么走出来。从这扇窗户只能看到外面的工地和建筑垃圾。”
那是2月初，每一个人都迫切地盼望，早一天、早一个小时、早一分钟收治病人，尽快改变武汉一床难求的局面。
因为抢时间收治病人，医生们索性在走廊里支起桌子和电脑办公，一干就是70多天。
收获，已经镌刻在火神山日日夜夜的每一个脚印里。感染一科二病区副主任任小宝的旧战靴，曾一次次踏进这长长的走廊。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4月7日开出的第0034号收藏证书上，登记着这样一件特殊的抗疫见证物：一双洗消至褪色的旧战靴。
这双战靴曾跟着军医任小宝走过汶川和玉树地震后的灾区，踏上过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非洲。如今这双磨得前方掉皮褪色泛白的旧战靴，又陪伴着它的主人来到武汉火神山。面对镜头，不善言谈的任小宝说：“不必记得我是谁，只要知道我是人民军医。”
知音湖畔，低矮的山坡上，医院如蓝白相间的巨型鱼骨。赵玉英所在的感染八科一病区，恰在“鱼尾”部位。
4月4日，清明节。全国各地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防空警报响起，没有担负紧急救治任务的赵玉英来到通道，低头默哀。她说，努力救治患者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
拉开蓝色的简易窗帘，从走廊的玻璃窗可以眺望不远处的知音湖景。
一天中午，记者在等待采访的空当，医院后面的知音湖漫步。湖畔绿地，樱花洒落一地。在吐出嫩绿的柳枝下，几名工人拉着小车，从灰色的湖水中捞出枯树枝。
不久后，残荷已生出小小的绿色“圆盘”。望着江城4月的满目芳菲，赵玉英脑海中却浮现出了2月15日的那场风雪——
屋外雨雪交加，病房里灯火通明。4名康复患者要出院了，他们登上救护车后突然转身，向前来送行的赵玉英深深鞠躬，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泪眼婆娑的赵玉英也伸出双臂……
隔空拥抱，融化冰雪。这一幕画面，被患者小梅用记号笔定格在墙上。
在感染八科一病区走廊的墙上，记者看到了60多幅简笔画。墙面是画纸，楼道是画廊，在女孩小梅用黑色记号笔随机创作的手绘作品旁边，越来越多的人留下自己的笔迹。
步入检验科的更衣室，记者在一排更衣柜上发现了医护人员用记号笔画出的一组漫画。望着白衣执甲的抗疫勇士怒目圆睁把新冠病毒踩在脚下，记者不禁莞尔。
在医务通道和病区走廊里，还张贴着一组署名为“老周”的抗疫漫画。这组漫画随处可见，简单几笔，寥寥数语，却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每天，进进出出的医护人员和来来往往的患者，很多人都曾和这些漫画合过影。
老周是谁？
火神山心理医生组的心理咨询师苏霞为记者揭晓了答案：老周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她的战友。闻听白衣战士集结火神山，他专门创作了这组主题漫画，为医护人员和患者加油鼓劲，疏解压力。
正是因为有了白衣战士和这些充满希冀的画作，这医院变成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红区
4月14日上午，患者清零后，护士高锐和战友们开始把感染八科一病区全部24间病房里的诊疗设备一一消毒归位。忙完这些，已经到了中午12点多。
高锐把患者出院前写给他们的便签条，小心地压在治疗车操作台面的透明水晶板下。“字条没有署名，字迹也不漂亮，可我不舍得扔掉。”她想把字条留下来，留给谁却说不清。
“37床老奶奶呀，她可是我们的VIP病人。”穿过空空的走廊，看到37床空荡荡的病床，高锐眼前又浮现出那位91岁老奶奶的面庞。
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高锐一勺一勺给她喂饭、喂药。老人嚼得很慢，高锐给她喂一次饭几乎要一个小时。
一次，凌晨1点，老奶奶突然感觉心脏难受，高锐第一时间发现后很快给她喂下了速效救心丸。吃完药，老人拉住她的手不肯松开，就那样睡着了。高锐坐在床前的凳子上，静静地陪着老奶奶。
后来，老奶奶康复出院那天，高锐和战友还特意定了一个蛋糕，欢送老人。
2月4日，医院首日开诊，两个病区一共接收45名患者，其中23名患者是被高锐所在的护士组接进了病房。“你说巧不巧，2月13日首批7名患者出院，那天医院门口的。”望着空空的病房，高锐的脑海中如放电影般闪现出一幕幕。
轻轻关好病房门并贴上封条的那一刻，高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开心，反而感觉沉甸甸的。“出院的患者能不能适应即将开始的隔离生活？”她有些担心。
重症医学二科贴上封条的时间要早几日。4月11日清晨，护士秦丽蓉登机离开武汉前告诉记者，她最遗憾的就是为病房亲手贴上封条时，忘了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秦丽蓉所在的小组收治了重症医学二科的第一批患者。他们给自己的小组起名“火神突击一队”。
3月14日深夜，记者跟随即将换班的“火神突击一队”走进了更衣室。圆脸男护士刘同存用洗手液将护目镜清洗干净后，放到空调出风口慢慢吹干。然后，他和女护士何宾挤在一个比军容镜还小的镜子前面，一边打趣一边整理防护服。
刘同存是血液净化专科护士，担负为科室病人进行血透的重任。有时一个班有三四个病人同时上血滤机，他忙得要跑起来。
技术过硬的赵玲芳是五人护士组的组长，她的话最少。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她的护目镜一直戴不好，刺激得眼睛不时流泪，只得用卫生纸轻轻按压。
虽然聊着天，但大家都以最快速度穿上防护服。“因为第一个穿好防护服的人，可以去收拾垃圾。”穿好防护服后，秦丽蓉请记者在她隔离衣上方写下“坚持到底”4个大字。“前面后面都要写”，她嘱咐道。
每天换班前，需要两名护士先进脱衣间将前一班的垃圾打包送出，然后再去床旁交接病人。虽然每次收拾完垃圾都是一身汗，但大家都抢着早点儿进去，为的就是让自己的队友少干点、少流一点汗。
秦丽蓉可能是ICU的护士中唯一曾经躺在ICU病床上的人。几年前，她生孩子时突发重症，医生甚至通知家中要为她准备后事。那一次，她在ICU醒过来时，看到爱人正抱着自己的脚，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唱《生日快乐》。
副主任马凌说：“真正能影响医生情绪的，就是患者的病情。”在收治患者初期，曾有患者不幸病逝。那时他通宵睡不着。
这两个场景在记者脑海中挥之不去。夜晚10点半的医院，记者穿过那空荡荡如迷宫一般的医务人员通道时突然想到，死与生之间，是否也有这样一个长长的通道？
许多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孤独地走，尽头可能是光亮，也可能是黑夜，你可能走得很轻快，也可能背负了太多东西。但每一步都是真实的，别无选择，只能向前。
名字
4月14日上午10点，春光正暖，记者和医院的领导、专家们一起欢送最后一批14名患者出院。
手捧向日葵和百合花束，黑发披肩的张女士走出火神山。她对医护人员说：“我悄悄记下了你们的名字，在火神山一个多月，你们待我如家人，让我重获健康，感恩生命中有你们。”
或许，她没有想过，自己会和这群素不相识的白衣战士有了交集。
将最后几名病人送到门口，护士李芳和战友们沿着院内马路返回病房。多米的柏油路在阳光下黑黑亮亮的，路旁的茵茵绿草如绒毯。如释重负的李芳忍不住说：“还记得我们刚来时，这条路上全是碎石黄泥，一片荒芜凌乱。”
路边高台上负责清运医疗垃圾的志愿者们，站成一排向李芳她们招手。大家都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谁也不认识谁，但彼此都大声喊着“谢谢”。
无数平凡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成为希望的洪流。看到这一幕，记者不禁感叹，如果曾经参加火神山建设的退伍武警战士李阳也能见证这一刻，该有多好。
一个月前，记者在武汉市一个小区，见到了穿着豹纹黑色板鞋和牛仔外套的李阳。“和许多人一起做同一件事，这件事就变得有了特殊意义，再难都能坚持下去。”他说。
时光回溯，1月24日，除夕夜集结号吹响，军地队伍汇聚江城。听闻紧急召集令，数千名工人放下年夜饭的碗筷来到知音湖畔。
李阳的父亲在武汉当地承包着一些工程。大年初一，父亲匆匆接了个电话，就出门了。
得知父亲带着工人们去了火神山，李阳也跟了过去。搬物资、和水泥、缠电线、切管道，到火神山的第一天，李阳干了整整24个小时。也就是那一天，他走了5万多步。
在这个最繁忙的工地上，李阳记住了很多人的面庞与声音——一位总工已经说不出话，只能用手势指挥；一位工友顾不上修眼镜，用电气胶带粘住断了的眼镜腿；一位老师傅累得在轰鸣作响的发动机旁睡着；一位负责搬运床架的老兵说：“医院提前1分钟交给部队，就能提前1分钟拯救生命。”
“火神山，是世界的火神山。”李阳当时或许没想过，自己与工友们铺设的每一块板材会与一个如此严峻的主题相通。“没有一顿饭时间超过5分钟”“随便找个地方都能睡着”“不是不累，是不能累”……工友们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看着李阳穿着沾满尘土的旧迷彩服坐在工地上的照片，记者想，他该有医院前拍张照片。
建起医院的材料有很多，例如沙石、板材、钢铁……但最不可或缺的，是数千名与李阳一样的工友以及他们风雨无阻的意志。正是这些特殊的材料，成为托起希望最结实坚固的基座。
公交站
4月14日傍晚，护士李芳下班走出火神山，医院门口马路上的路公交车。她紧绷了两个多月的心一下放松下来，“就想唱首歌”。
“什么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路公交车，被李芳和战友们戏称为“宝马”。那天晚上8点，路公交司机们开着三辆大巴，带着医疗队队员们第一次驶上长江大桥。
看到夜色中的黄鹤楼和长江灯光秀，队员苏昱亚想要作首诗，泪却忍不住流下来了。司机胡迪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在你们的努力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失落的是作为一个武汉人，没有好好款待你们。”
司机胡迪，是武汉“封城”后公交系统最早上岗的那批驾驶员之一——从2月2日起，由几十名党员骨干组成的公交司机队伍，担负起运送医疗队员们上下班的任务，用手中的方向盘守卫着自己的城市，也见证了医疗队队员们的默默付出。
下班后，许多队员累得一上车就歪头睡着了。车到驻地，司机不忍心却又不得不把他们叫醒。
从驻地到火神山，从火神山到驻地，40岁的医疗队队员侯燕已经记不清自己坐过多少次摆渡公交了。她只记得，当自己15岁离开这里到广州读军校时，知音湖的名字还叫大官湖，这里也并没有一座山叫火神山。如今，她已经是有25年军龄的资深护士长，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侯燕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庄就在离医院不远处。刚从广州驰援武汉时，老爸担心侯燕吃不好，就攒了一些鸡蛋，想给她送来。可那时火神山刚开始收治患者，是最紧张的时候。医院工作十几个小时，两三天也顾不上给父亲打一个电话。舅舅打电话说了好几次，要给她送些炖好的汤，也被她拒绝了。
侯燕害怕见65岁的老爸和90岁的外公，“远远地看一眼就更不用了，我怕自己情绪又波动。”心怀牵挂的父亲感觉有些委屈，侯燕反倒笑着安慰老人：“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尾声
“明天中午吃小龙虾，晚上吃热干面。”那一天，医疗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