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科研成果转化之路道阻且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atentCooperationTreaty）共申请了项国际专利，连续第二年称冠全球，数字较年增长了16.1%。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40%左右的转化率，我国在这一数据上仅为15%左右，整体转化率相当之低。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医学领域，这一数据更加不容乐观，远远低于平均值。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缺乏优秀项目、知识产权分割不明、资本力量投入不够、专业人才稀缺等等。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当前最大的痛点主要在于缺乏一套完善且成熟的转化体系，尤其是在找寻和探索创新型项目方面。
为解决这一矛盾点，进一步释放我国医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创新力，9月26日，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工研院三方联合打造的“首都医疗卫生领域创新力培养——探索计划”正式开班。
据悉，实施这个计划的初衷是希望以北京为先导，加快培养医疗卫生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从而建设一支从临床需求出发的产业化骨干队伍，加速促进“医研企”在创新转化及创新创业方面的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这一探索计划对于当前如火如荼的医学科研成果转化来说，又有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医学科研成果转化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裹挟前进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医学科研成果转化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在政策层面上。从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核心位置以来，我国就奠定了推动医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基调，先后围绕国家战略、法律法规、行业指导三个维度出台了多项关键性政策，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在政策端的“三部曲”。
医院端。根据年7月发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显示，年，80.34%医院获得科研经费支持，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达.93万元，较年增长了.96%。
再次是在机构端。以年为时间节点，站在互联网医疗元年的肩膀上，我国医学科研转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主要分为以下四种：一是由国家设立的国家级研发机构，例如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二是以高校作为“背书”的学术性研发机构，例如清华工研院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医院为主体的合作性研发机构，例如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建设的华西研究基地；四是汇聚多项资源的社会性研发机构，例如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筹资成立的西湖大学。
医学科研成果转化能有这样的市场热度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医学领域还存在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癌症以及新冠等还未被解决的临床疾病正成为阻碍人类预期寿命延长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我们亟需更先进的、更为有成效的治疗手段。
最后则是在产业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疗领域在药品和器械端的探索相对较晚，因此在一些关键性技术上现阶段仍需要进口，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端的经济负担，同时也让国内群众面临高价就医的不利局面。
因此，医学科研成果转化之路虽然艰难险阻，但已是势在必行。
大咖云集，共话医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新趋势
科研成果转化看似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但其实它非常讲究团队协作，并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战役。政府官员、临床医生、科研转化机构、企业以及投资机构等不同维度的从业者都要深度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这一目标顺利实现。
为厘清发展逻辑，在此次开班仪式上，创新产业链条的诸位大咖们汇聚一堂，就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创新生态体系如何构建进行了深度解读和探讨。以下为动脉网整理的嘉宾演讲观点精华。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真正的导向是政策的落地。
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一产业链条上，政策始终是要站在服务的角度，一方面是结合需求颁发相应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加速政策落地，只有形成这样的服务闭环，才能产生一定的实际效益，发挥政策的引领作用。除此之外，还要通过政策持续挖掘创新活力，主要体现在为相关科研人员建立个人档案，并对其实时追踪，直至离开科研圈。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金勤献：产业链条最关键的是临床医生。
科研成果转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临床，因此长期处于一线的临床医生实际是最大的创新源头，相比于其他人，临床医生更了解需求，也更具有专业性。但现阶段，临床医生想要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并不容易，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作仍主要集中在临床，另一方面则是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其主动性很难调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疫情常态化需要更多的管理创新。
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技术创新。以大数据追踪技术为例，如果能提高其精准性，这必定会为疫情防控工作和个人生活带来极大便利。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管理创新，以及更高层次的政策创新、战略创新、领导力创新等等。
波士顿科学大中华区总裁张珺：医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跨界创新又需专人专项。
中国市场创新环境优异，创新机遇多元，但具体到医疗器械领域，仍面临着协同发展的挑战。医疗器械是一个跨界学科，从临床发现到成果转化，再到规模化的商业应用，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创新过程，需要医工结合的跨界创新。同时，在跨界创新的协同配合中，参与各方还应专人专项，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助推整个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波士顿科学在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上积累了丰富的全球经验，希望积极参与跨界创新类的项目，用我们的独特优势赋能更多优质的本土创新，最终让更多病患因创新而受益，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
北京水木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吴勇：充足的资金链和团队同样重要。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仍然坚信团队在整个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尤其是临床医生，他们更了解需求，是创新的源头，除此之外，他们也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是推进创新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周期长、投入大，对资金的需求极为强烈，因此资本力量的注入也相当重要。当然，投资机构也很愿意参与其中，因为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有大量的成功机会摆在那里。
图湃（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CEO王颖奇：高效科研转化成果是创新企业的地基。
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是一座大楼的话，那么高校的知识成果转化体系应该是这座大楼的地基。如果地基打得足够深，质量足够好的话，那么大楼的上限就可以做得很高。在这一层面，从高校孵化出来的创新型企业先天就具备这样的优势，但光有地基是不够的，还得有足够好的设计图纸以及最终的实践者。
首都医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于洋：医生需要匹配专业的孵化平台。
从一个初期的科学构想到实验室成果，再到技术转化为成熟的商业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落地，科研成果转化大致会经历“提出原始概念”“出现初级成果”“拥有成熟技术”“实现初级产品”“达到市场化产品”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工作不一样，因而要求也不一样。对于医生来讲，完成前两个阶段，他的阶段性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后面的转化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很陌生的，这必须由专业的孵化平台来执行。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蓝勋：科研工作者应及时转变心态，拒绝“钻牛角尖”。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在从事转化工作的时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个人的思维方式，一定不要抱有钻牛角尖的心态。因为科研的成功率其实是相当低的，想要真正做出成效并不容易，不能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的转化项目，要有持之以恒的心态以及越挫越勇的精神。除此之外，合理分配时间对于医生来说同样重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推进速度。
整体而言，医学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各个参与方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也是相互协同的关系，只有更进一步地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不断向前，提升其转化成功率，整个生态环境才会越来越繁荣。
聚焦未来，科研成果转化如何更深更强？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披露，年，我国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3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32家，同比增长14.3%，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2家过亿的项目中有12个是医疗类项目，可以预见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在未来的巨大价值。
站在这一维度之上，我们当前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而此次探索计划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据了解，本次探索计划共有80人参与，是从近位报名者择优遴选出来的，他们既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有创新思维，有创新基础，有经验，有优秀项目的创新精英。
在整个课程设计中，第一阶段是打破壁垒，主要通过让高校教授探讨先进技术以及临床专家阐述现有问题和需求的方式，让学员能够对医学创新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做到互通有无、相互交流。
第二阶段是实现创新的想法和设计，形成专利。在这一阶段之中，清华工研院将在实践过程中给予学员深入的服务以及资金支持。
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金勤献谈道，“清华工研院的核心除了专注于突破性技术之外，还在于为科研成果转化做好服务。清华工研院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作为由清华科研院专项成立的医学创新孵化平台，将为早中期创新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撑，推动其快速落地。在此次探索计划中，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在这一环节的优势，通过在需求层面提供实质性服务，让更多的创新种子花芽结果”。
医学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将会一直延续，而旨在培养创新活力的探索计划也将一直探索下去。